恢复人性化社会——纪念茅草行动

/ 黄业华

2017年适逢茅草行动卅周年纪念，人权组织隆雪华堂民权委员会、赵明福民主基金会、人民之声与隆雪华青于10月28日至29日在隆雪华堂举办系列纪念活动。非政府组织柔南黄色行动小组与大红花之友也于12月9日至10日在新山举办茅草行动纪念展览与讲座。承办单位促请马哈迪对茅草行动受害者道歉，也呼吁废除无审讯扣留恶法。

废除无审讯扣留法令曾经是公民社会的最大共识，多年来非政府组织都对这个英殖民政府留下来的恶法不留余力地抨击，可是茅草行动卅周年纪念活动却在公民社会内部引发争议。部分公民社会领袖认为，眼下应聚焦于贪腐滥权的领袖，结合一切可能的力量促成政党轮替与民主化，何必去挖出陈年旧事？

作为筹委之一，我认为茅草行动纪念有三层意义。第一，重现茅草行动有恢复人性化社会的意义。

反抗压迫恢复人性

我们让当年的受害者站出来分享被囚禁与折磨的真实故事，也让家属叙述大逮捕对他们家庭造成的冲击与创伤。在活动现场，你会看到活生生的受害者，而不是新闻中冰冷的“106”数字。你有机会聆听他们被单独监禁时的忧虑，被警察殴打时感到尊严被践踏，扣留营绝食时期的团结抗争。他们都是有血有肉，坚持原则的民主人士，而不是官方文件中“煽动种族情绪与颠覆政府”的罪犯。

巴西社会活动家保罗弗莱雷曾对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关系提出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被压迫者争取自我解放的抗争，乃是追求“人性化”（Humanisation）的过程。当压迫者打压、剥削与暴力对待被压迫者，遭遇去人性化（Dehumanisation）的被压迫者必须反抗压迫以恢复人性（Humanity）。

保罗弗莱雷强调，人性化也是从“无情”（Lovelessness）过渡到“有爱”（Loveness）的过程。因为被压迫者并不打算成为新的压迫者，反之在追求自我解放的时候，他们也一并解放压迫者，通过建立一个尊重自由与个人尊严的社会，让所有人从支配性的非人性结构中解脱出来。

因此，通过茅草行动卅周年的两场分享会与展览资料，主办单位重现大逮捕事件，让参与者真实感受被压迫者面临的困境，以及被压迫者如何在失去自由的状况下与压迫者斗争，以争取恢复人性。

当政府将泛黄的剪报收入档案，将当年的白皮书放进储存室堆满灰尘，希望人民忘记这段压迫性的事件，我们将有血有泪有痛楚的真实还原，也将被压迫者争取“人性化”的过程还原。

不牺牲个体尊严

还原压迫真实是为了让参与者理解这个支配性的压迫结构，反思在压迫面前我们是旁观者或剧中人，与压迫者合作或反抗。这个支配性的压迫结构今日依然存在，当我们面临压迫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茅草行动受害者一样，争取恢复自己的人性？

当受难者现身与年轻一代对话，这是被压迫者教育的“身教”。出席者了解被异化的社会中追求人性化的意义。通过受难者的视角，出席者学习到压迫的真实与残酷，唯有如此身陷结构之内的公民才能从被支配的结构中浮现自我意识，并采取批判性的介入。

那些为了政党轮替的远大目标，刻意忽视被压迫的个体，将大逮捕造成的伤害与折磨抛诸脑后，恰恰是“无情”与去人性化的表现。

我们不能因为政党轮替能实现民主人权的目标，就在过程中牺牲个体的人性与尊严，否则即使政党轮替了，被压迫的反对党联盟也很可能会变成新的压迫者。因为他们的过程中的“无情”与压迫者并没有两样。

若公民社会的目标是实现一个尊重人权与强调正义的社会，在拟定任何运动策略时必须贯彻人权与正义的价值。

不应停止问责

第二，对于任何侵犯人权的案件，公民社会必须继续追究政府的责任，不应该因为时光的流逝而停止问责。

2016年，联邦法院维持上诉庭判决，下令政府赔偿278万令吉予2001年在内安法令下被非法拘禁的烈火莫熄运动领袖蔡添强、希山慕丁莱斯、沙里顺吉、峇达鲁丁和巴特鲁阿敏。这个案例清楚说明，政府必须对滥用无审讯恶法负上责任，即使已事过境迁。

自1960年内安法令被制订后，数万人曾被该恶法扣留，许多是来自反对党的政治犯。倘若某天马来西亚民主化后，新政府不仅需废除无审讯扣留恶法，也应对所有政治犯公开道歉，设立赔偿基金供受难者申请。甘文丁也应该转变成人权博物馆，详细记录政府侵害人权的事迹。

所有当年涉案的政治人物，无论在朝在野，都应该负上责任，真挚向受害者道歉。他们必须承诺推动制度改革，确立保障人权及受难者申诉机制。人民必须在选举拒绝那些没有悔意和拥有恶劣侵犯人权纪录的候选人。

恶法借尸还魂

第三，人权教育也是历史教育。恶名昭彰的内安法令虽于2012年废除，但公民需了解这段惨痛的历史，了解绝对的权力会演变成绝对的腐败，若政府拥有不经审讯逮捕的权力，它将可任意侵犯公民的基本人权。

况且，政府新制订与修改的几个限制自由的法令，实际上已将无审讯扣留恶法借尸还魂，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法令包括《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SOSMA）》、《防范罪行法令（POCA）》、《防范恐怖主义法令（POTA）》和《国家安全理事会法令（NSCA）》。

唯有了解内安法令的残暴，年轻人才能理解其它相对“年轻”的无审讯法令如何能够被滥用，以及它们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虽然自2012年之后，援引SOSMA扣留异议分子的案例只有三宗——玛丽亚陈、郑文杰与凯鲁丁，但我们不可轻视此恶法被滥用的可能性，它可能引发类似茅草行动的大逮捕事件。

简言之，茅草行动卅周年纪念活动，虽然追究1987年马哈迪政府侵犯人权的责任，但其目标超越马哈迪个人。还原压迫的现实，恢复人性化的社会，为下一代提供人权教育，批判性反思及介入支配性结构的机会，才是我们的主旨。社会变革之路漫漫而修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被压迫者同在。

原刊登于东方日报